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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1章（第1页）

过了好几天，最后判决我是“政治嫌疑犯”

，取保释放。

我就这样度过了从监狱到释放的四个多月不算短的黑夜。

当时为我担保的是一位福建人石霜湖医师。

对石先生的胆大义助，一直铭记在心。

谁料，这件事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苦难。

尤其是双亲，为我长期失业，一家人生活无着而忧愁成疾，先后逝世。

那时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，十九路军仍在闸北抗日，尚未撤出昆山。

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磨擦；宁方与粤方磨擦；蒋介石、汪精卫、胡汉民、孙科、冯玉祥等闹得一团糟。

南京政府群龙无首，蒋将各部院暂移西安，召开国难会议＼其实是变相逃难）。

蒋一方面用军队压制十九路军，一方面利用汪与政学系拉拢桂系对抗广东派，同时利用汪与政学系亲日的关系对日投降。

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是十九路军方面的人，公安局长是孙科方面的人，都是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”

。

故无心去管防共的事情了。

南京政府所有一二等头子都忙于鬼打架的事，弄得下面专责防共的小头目也无心“搞专业”

了。

对法捕房及法院办理政治犯的事，更不加以注意了。

所以，法捕房人员才能随便受贿草草了事。

否则，即使不被淤沪警备司令部引渡，也得吃上好几年官司。

这是当时朋友们的分析推测。

二、赴杭州避风

带三孩躲杭州出狱后才知道，国民党会同法租界捕房事先早有布置，趁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的机会，来一次总搜查。

分头派人拿了名单去各里弄抓人，据说连抓几天。

由于当时我所允给法捕房的二千多元贿赂不过是张嘴上空头支票。

哪里来这笔钱呢？所以不敢回家，就在浙江大戏院对面小惠中旅馆楼下，开了一个小房间，换下一身虱子衣履，请石霜湖医师给我医治在狱中得的风湿疾病。

并向国琼女问及家中一切和群益工厂情况。

国琼女告知：“妈妈入狱后不久，家就搬到福履理路（现名建国西路）资敬坊一号。

因为那时再在花园坊住下去，对家人安全都极不利。

妈妈委托张宝记舅舅代为结束群益工厂。

他闻妈妈犯案严重，要枪决的。

他就想把工厂改为其他行业，但工人们坚决不同意，反而要他把被炸的机器和余货快点出售，先营救董先生出狱后再说，工人们并说：她家里老小的生活也该接济。

但是一直不见动静。

家里六口人的伙食无处可求，又无值钱的东西押卖，外公、外婆和妹妹们老哭。

不过妈妈不要担心，总不会饿死的。

我要分出些时间，当家庭钢琴教师。”

说着，母亲进来了，“阿媛啊，让你吃了苦，那包宣传品为什么要放到你有两老四个孩子的家里来呢？”

她老人家喘口气，又说：“要是你不出来，我们老小六人怎么办？”

“妈妈！

不要这样说，我不是出来了吗？让你老人家着急。”

我想躲避一下受贿的人，气还未喘定，当晚8时左右，四川人张进之来告知：据他朋友赵伯中的父亲（法捕房的检察长）说，又有什么案子牵涉到我了，又说孩子的父亲将派人来沪接他们回四川了，叫我赶快躲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