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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（第2页）

6，我决定协助文兴哲去法国留学，故亦带他同行。

当时，未带大明儿同行的原因：他才两三岁，路途不便；再则，他是过房给三房（三房夏畴五，经商，讨姨太太、吸鸦片烟、患肺病身故，有两女而无子）为长子，接香烟后代（当时述禹是长子，按习俗不可过房接代，大家议定只好将大明过房），带走大明怕三弟媳难过。

这件事，我表面上同意，在我内心里是想不通的，但封建习俗如此，又能说什么？暗想：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的，和儿子不过是暂时的分开。

这次去上海一定要和丈夫继续商谈家事，若仍然谈不通，破裂了，离婚也该回四川正式解决，届时，我将子女一定带走。

殊不知到沪后和丈夫谈判果然决裂。

当时的情况我觉察到：如再回四川必遭谋害。

在其势力范围休想脱身。

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只好含泪忍痛，暂时放弃大明儿！

孰料我们母子竟分别长达十几年后，才得在上海家里（凡尔登花园卅一号）见面。

世事常常是不测风云啊！

当时，离开成都家庭时，整个成都社会为之哗然，议论纷纷。

后来，在我办锦江饭店时候，有位四川青年诗人王云帆来店探望。

我托他回成都后，代我去看看大明儿。

他回信说：“已经去过夏家，他们支支吾吾。

我打听到大明在南城小学住读。

我去了，看他在大树下玩沙土，我问他：‘想不想上海妈妈、姐姐？’他抬起头，看我一眼，很不高兴地回答说：‘她们都把我忘记了。

’说完，仍然玩着。”

我看了王云帆的回信，一阵心酸，欲哭无泪！

大概在大明九岁的时候，我忽然收到大明儿来信，说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妈妈是个好人。

今后，有人要说你坏话，我就用拳头打他。”

据说，这是勤务兵卢炳章告诉了他，过去我在夏家十几年的为人。

附记一：何尔玉夫妇

有关何、萧两位，1932年我在沪，拜托庄希泉先生介绍他俩去新加坡教书脱险谋生。

此后毫无消息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常常挂念着他们，1988年的一天，突然由团结报社长许宝奎先生送来他们托该社转给我的一封信，使我喜出望外。

信中叙述……

在旅游欧美、东南亚、日本、上海、四川、北京的途中均未打听到您，现见《文汇报》登载有关您的文章，才知伯母在北京。

人事沧桑，友王在四川家庭的老少都完了。

当年承伯母帮忙来南洋，幸免了一切灾难，一直感恩在怀，云云。

接着寄来全家二十三人的照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