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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章（第1页）

整整一个星期，我始终昏迷不醒，徘徊于阴阳的交界线上。

监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才可获准探视，于是乎我在匡蒂科的两位同事、里克&iddot;马瑟斯以及西雅图工作站的其他人员顿时都成了我的近亲。

&ldo;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。

&rdo;有位护士曾开玩笑地对帕姆说。

&ldo;大家庭&rdo;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全然是开玩笑。

在匡蒂科，由行为科学科的比尔&iddot;哈格梅尔和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汤姆&iddot;哥伦贝尔牵头，一些同事发起了募捐活动，以便能让帕姆和我父亲留在西雅图陪伴我。

不久他们便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警官的捐款。

在此同时，他们也做出了安排，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弗吉尼亚州，安葬于匡蒂科的军人公墓。

发病快满一周时，帕姆、我父亲、特工们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边围成一圈，手拉着手，并且握着我的手做了祈祷。

当天深夜，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

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帕姆和父亲时感到很惊讶，同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。

最初我无法言语，我的左脸下垂，身体左侧依然大面积瘫痪。

随着语言功能的恢复，我开始含糊不清地说话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我的腿能够挪动了，接着身体的更多部位逐渐地恢复了活动。

我的喉咙因插有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。

控制抽搐发作的药物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了杜冷丁。

经过各种检查、扫描和脊椎穿刺，医生最后做出了临床诊断：压力过度和全面衰弱的身体状况引发了病毒性脑炎。

我幸运地保住了性命。

可是，康复的过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。

我必须重新学会走路，记忆力也有问题。

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生西格尔的名字，帕姆拿来了一个用贝壳做成、立在软木基座上的海鸥小雕像。

1当医生下一次来做心智测试，问起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时，我含糊不清地说：&ldo;当然记得，&lso;海鸥&rso;医生。

&rdo;

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热心支持，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沮丧。

我一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或者做事磨磨蹭蹭。

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&iddot;韦伯斯特亲自打来电话为我鼓劲。

我告诉他，我大概不能再举枪射击了。

&ldo;约翰，别担心这个，&rdo;局长答道，&ldo;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大脑。

&rdo;我没告诉他的是，恐怕连大脑也不中用了。

我终于离开了瑞典医院，于圣诞节前两天返回家中。

临出院时，我送了匾额给急诊室和监护病房，对医护人员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。

罗杰&iddot;迪普到杜勒斯机场迎接我们，又驱车送我们回到弗雷德里克的家中。

家门口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条&ldo;欢迎约翰回家&rdo;的宽幅标语，等候着我的归来。